那一年的“9·11”,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天,也许是巧合,与美国“9·11”是一天。这一天我的生命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。看看在这次地震中有那么多的生命消逝,我庆幸,自己还活着.
那天清晨的一大早,我就起身骑摩托车和妹妹一起从城里回老家帮父母收玉米,我们这里都是用玉米联合收割机,只需要把地两头的玉米掰掉就可以,说来也简单的事。由于天气非常热,趁着早晨天气凉爽些,老人早来到地里,我就去问联系收割机。田间的小道很窄,过来一辆拉玉米的车,我躲到道边,车碰倒的玉米杆从我的额头划过,生疼。玉米叶划破了我的额头吗?用手拭下,无血迹,没太在意。
开收割机的是一初中同学,问他有空吗,说今天排满了,他和我说话时,我看到他的手被玉米杆上的一种绿虫子(枣树上最爱长的那种能够蜇人的绿色毛毛虫)蜇的肿的老高,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蜇了。小时候上树打枣没少挨蜇,摸摸自己逐步肿胀的额头,只是感觉越来越肿痛的厉害。
我回到自己的地头上,前后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,这时,我突然感觉到浑身奇痒无比。尤其是头发,腋下,会阴等身体有毛发处,痒得钻心,脱掉上衣,挠个不停,且伴着胸闷的感觉。我妹妹说,哥你怎么了,怎么挠过的地方全是小疹子,我突然意识这不是什么好事。母亲说,快去看看吧,这几年这种虫子可能是吃农药化肥的变异了,毒性很大。我以为这还能怎么着,直到两分钟后我的四肢出现了极为麻木的感觉,且是从末梢逐步向躯干漫延.
妈,我可能过敏了,来不及了.此时,胸腔感觉到极大的压强,象是被两块大板夹在中间,且脚和手已经全部麻木,呼吸极为困难.都是搞医的,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要产生过敏性休克.我骑上摩托车,飞速向离我们一公里的一家乡镇医院驶去.自己也不知道,会不会因为手脚麻木而摔倒,会不会因为呼吸衰竭而倒地,更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跑到医院.
我到了,摔在医院的门诊大厅楼梯台阶上.清醒的意识,极度的呼吸困难,极度的胸闷,我无法说话,抓着胸口蜷缩在地,连救命也无法喊出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吗?大脑里一片空白.
“快来快来,有个病人休克了,是药房石主任老公的同学,快点。”(同学的老婆是这家乡镇医院药房主任。我父亲肝癌去世时就在这家医院住的院。)我被迅速抬到ICU,“血压测不到,心跳180次每分,呼吸困难,体温有下降。”急诊主任到了,母亲和小妹也到了,母亲告诉大夫我可能是被虫子蜇后过敏。“按休克进行急速抢救,同时抗过敏治疗”,我的手臂和脚上都被扎上了吊瓶,还有静推针头。随着病症的加重,我的浑身开始出现抽搐,浑身象电击了一样剧烈抖动着,嘴里吐尽了胸腔里最后一口气了就要,可还是在吐,我才真正了解了老人常说的“人活一口气”的俗语。虽然是强氧输着,我却窒息到极点.我的心脏似乎被两台机器绞缠着,拧了一圈又一圈,拧啊拧,拧干了,还在拧,我了解了心绞痛的滋味,强心针,升压药,抗过敏药,迅速的向我的体内注入。我突然感觉自己不行了,绝望了,我吐尽了最后一口气,心跳从220次每分突然心跳骤停.心电图直了,主任一声断喝,“准备电除颤,升压药停止静推,准备心肺复苏。”“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,相信我们大夫,你一定能挺过来,你的家里人都需要你。”我的意识里对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清楚的很。一次除颤成功,心脏恢复了跳动,自己似乎听到了周边的人鼓劲后充满了对生的渴望。下意识里钻紧拳头强撑着,心绞痛、胸闷、抽搐象潮水一样又一次袭来,母亲和妹妹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。她们声嘶力竭的喊着我的名字,我听到了她们的极度悲伤和期待我醒来的希望,说真的没有一丝害怕死亡,脑海里浮现着一张张亲人的笑脸.我始终紧闭双眼,也许是体温下降,我能真切的感觉到母亲和妹妹的泪水很烫很烫.当第三次病症再次袭来,它似乎已经没有了力量,我赢了.
当我慢慢能够睁开双眼,歪一下头看看自己挚爱的母亲,看看尚未成家的妹妹,想着刚刚一岁的女儿,我庆幸,我活了,我真的活了,我感谢上天安排我成为一名医生,我感谢那些把我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医生.最近发生的汶川地震,使我再一次体会到生命的珍贵,我作为一名党员向灾区交了特殊党费,通过卫生局向灾区人民捐了款,作为小区的居民我也为灾区尽了一份力.天佑我中华吧,向灾难说:我们完全能够战胜你.
我的灾难性的“9·11”过去了,自此我对生命和人生的认识似乎更加深刻了些,对生活的态度更加正确了些,活着的人们,好好活着吧,活着就已经很好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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